青年学者当全生命周期为国奉献，而不止于半生

听了主持人所说的王文半生的里程碑，我想到联合国最新的关于人的年龄的标准最新是划分，0到17岁是未成年人，18岁到65岁是青年人，66岁到79岁是中年人，80到99岁才是老年人，100岁以上是长寿老人，按照新的标准我看在座的应该都是青年人。所以，人的生命周期拉长，使得我们能在全生命周期更多的为国家做出贡献。

智库学者当登峰“问路”、亦当为国笔耕“伐谋”

王文这本书包括他前面的著作——《美国的焦虑》、《看好中国》、《伐谋》等，我都看过，我认为王文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勤奋。我问王文，你的书出版的频率那么高，什么时间写作？他说在飞机上或是在等飞机的时候，我想可能更多的是他在深夜仰望星空的时候，因为特别思考深刻的时候，一定是人仰望星空的时候。王文能登上一座座高山，能不断地攀登人生的高峰，他真的具有一种长征精神。我最近刚刚参加了一个长征公益性的活动，走了从云南到四川的这段路，我非常感慨。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之后走了两万五千里，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爬雪山过草地，每前进一里地就倒下五、六个人。红军从井冈山出发，当时8.6万人到延安剩了7000人。所以，毛泽东说长征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伟大的征途，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习近平主席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觉得，王文是在践行长征精神，是在新时代走新的长征道路。长征精神就是把未知变成已知，未知是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但在他们走长征路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只是充满憧憬，但是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当时站在大渡河边上，大渡河水流湍急，对面是川军把守，有碉堡和重机枪，我们的红军就是靠三条破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这些工农红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这种险恶的挑战变成了红军突破敌人围堵的机遇。就在石达开当年被打败的地方，蒋介石密电说这个地方是中国工农红军葬身的地方，认为中国工农红军也一定会在这个地方被消灭，但没有。在渡过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等一系列战斗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把这些挑战变成了走向胜利的机遇，把精神变成了力量，把这种力量变成了一种伟大的事业。所以我认为面对世界大国之间博弈日益激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真的是在走一场新的长征路。

新时代，如何走好“新”长征之路？

我们站起来走的是长征的路，富起来走的也是长征的路，但形式不同,我特别欣赏“强国长征路”这几个词，我认为强起来的长征路会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我们面临的挑战会更多。而我们最大的挑战者，就是现在世界上具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的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中美建交之初，我们与美国才有25亿美元的外贸销售额，中国GDP不到美国的5%。那时候美国并未把我们当成对手，现在我们占美国GDP的的66%，我们的国际贸易超过了美国，2013年货物贸易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28.8%，美国则从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的33%，下降到了现在的13%左右，这就是历史格局的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在1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属于美国的。再比如说，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金政委（与金灿荣开玩笑，金灿荣出席了本次会议，也作了主旨发言）多次教导我们说，美国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认为，几十年前我们对美国望尘莫及，现在对美国真的算是望其项背，或者可以说我们是结构性的竞争了，我们的人力资本比他们强，现在我们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累计900多万，我们具有的原创能力的工程师624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800多万，去年是834万。我今年4月份到美国的硅谷召开座谈会，当时非常感慨，清华校友会1.2万人，北大校友会8千人，还有中科大以及其他的国内的科技类大学的学生，1万多人。现在在美国的科学家里，中国的华裔排在第一位，原来是印度裔排在第一位。根据硅谷戚博士做的调研，在硅谷工作的留学生已经回国4000多人，都是顶级的人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包括华为、中兴、大疆无人机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的这些企业，因为科技水平超过了美国，所以被列入清单。现在我们第一批列入美国清单的3个都是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的，第二批75个，第三批180多个，除了个别的是国有企业和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其余的全部是民营企业。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能力存在于我们千百万的民众之中，而且这种创新力量的崛起，将突破美国对我们设置的各种瓶颈，最后受到孤立的是美国自己。

因此，我特别欣赏王文在强国长征路上的精神：第一，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勇攀高峰的精神；第三，不屈不挠的精神；第四，充满智慧的伐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