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煤电投资关注度正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争议声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海外煤电投资加速了中国的能源国际合作；另一方面，由于高碳排放，中国海外煤电投资正受到诸多国际舆论的置疑。与此同时，尽管近年来走出国门的中国煤电企业逐渐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鉴于东道国内地区间的差异较大，海外煤电投资的风险问题正日益突出。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其电价水平在一些国家已低于煤电，煤电投资者需警惕由于可再生能源价格竞争力提升，而导致的煤电项目取消和已投煤电项目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佟江桥提醒。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特别是由国有企业主导、并拥有技术优势的煤电行业。作为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煤电行业在过去40年蓬勃发展，产生了一批先进的煤炭发电和末端污染物治理技术。随着技术和经验的不断成熟，中国煤电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煤电市场的主力军。

　　来自绿色和平的统计显示，中国煤电企业在海外投资煤电项目的经验已久，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资、金融支持、工程总承包、设备出口等。

　　“中国目前海外煤电投资体量巨大，其中股权投资比例不断加大，进行及时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尤为重要。”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丹青分析。

　　近几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电力合作不断加强，输出了更多的技术、设备和资本。

　　煤电作为中国海外电力投资的要组成部分，面对投资东道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脆弱的自然环境，也正面临来自政策、环境、经济等各方面的风险。

　　一方面，东道国能源规划经验的缺乏和相对薄弱的金融支持体系成为中国海外煤电投资企业经济型风险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受限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容量约束和相关政策制度，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将面临潜在的环境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度电电价从长远来看将呈现下降趋势，煤电投资者需警惕价格倒挂导致的东道国政府违约风险。”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部负责人佟刚提醒。在其看来，中国企业减少海外煤电投资，需要贴合现实的金融指挥棒和煤电相关企业的考核指挥棒，包括东道国给新能源创造良好的电价机制、补贴机制；我国监管机关提前规划火电建设和煤炭企业发展、为节能减排目标制定海外煤电考核指标等。

　　佟江桥也提醒，国内金融机构在考虑海外煤电融资时，应将碳成本这一不确定风险因素纳入考量，应考虑环境政策变化导致煤电项目发电成本增加这一问题。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股权投资海外煤电项目的主要区域。过去十年，中国海外煤电股权投资建成的海外煤电项目中，近94%位于南亚和东南亚。而印度尼西亚凭借专项35GW鼓励政策、较好的人口基数红利和经济发展预期、以及完备的两部制购电政策，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一起成为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电力投资的热点。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电力市场，一带一路以前，很多中国煤电企业已经在印尼投资了，一带一路之后，投资速度更加快速。”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康旭华博士表示。据其介绍，印度尼西亚的资源禀赋和国家政策决定了其以煤电为主的电力外资政策。不少中国企业已经参与到印尼本国的煤电项目投资中。

　　“在课题研究中，我们将印尼电力供应划分为爪哇-巴厘、加里曼丹、苏拉威西、苏门答腊和马鲁古-巴布亚五大区域。总体来看，由于2018~2022年间集中落地的装机量较大，电力需求又难以实现快速增长，因此，在印尼电力发展规划顺利实施的情况下，即使印尼可以按照预期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爪哇-巴厘地区也将在2022年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地区预计也将出现小幅的煤电产能过剩。”康旭华提醒。

　　据由绿色和平与山西财经大学针对印度尼西亚开展的中国海外煤电投资风险预警国别研究初步成果显示，印度尼西亚电力系统在2022年或将出现近700万千瓦的煤电过剩产能。从装机充裕度来看，未来在该国继续投资煤电将面临较大风险。

　　“通过印尼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亟需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国别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尽早发现和规避海外煤电投资的风险。”李丹青建议。在其看来，国家能源局从2016年起开始发布《关于建立煤电规划风险预警机制暨发布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建立了国内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指标体系，有效地从经济性、装机充裕度、资源约束等角度为煤电建设如何规避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中国海外煤电投资也可以借鉴此类预警体系，帮助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识别和规避风险。

　　“中国相关政府决策和管理部门应针对中国海外主要的煤电投资东道国，建立煤电投资建设风险预警体系；股权投资企业应建立和完善项目长期风险评估体系；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提升自身对海外煤电项目长期运营市场的认识和风险评估能力。”李丹青如是说。